上海李家骥先生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来信。他当年是上海教育局领导。他说：

我也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之一。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后，很高兴。

据我所知，上海有几个中学校长拒绝在校内开展“反右派斗争”，说他们学校里没有“右派”。局方无奈，就把他们调离上海，去“支援”宁夏。其中有上海闸北区的中学校长朱信中，到宁夏后竟被派到劳改工地劳动！后来，他死在宁夏的劳改工地……

“有罪者言之有罪”论可以休矣！

沈阳姜万里先生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来信：

拜读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衷心感谢您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探究历史真相的毅力，把那段阴郁苦难的历史记载呈献给读者，传留给后人。这对于那五十五万多名蒙冤受屈的“右派分子”以及受株连的人数更为庞大的他们的家属们来说，是个安慰，对那些出于政治权谋需要而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左派”权术家们，对于那些追风逐浪、助纣为虐的政治投机家们，是对他们的一付灵魂洗涤剂。

您的大作是一面镜子，虽然写的是历史，但面向的是未来。

本人也因“右派”问题蒙冤二十三年，蹉跎岁月空耗了我青春年华，从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化作瘦弱老人。几十年中，总是憋闷着一股受人骗入陷阱的愤慨，明明是阴谋，却忝然美名“阳谋”，政治多变的郭沫若还制造出“有罪者言之有罪”的高论。不久前，又有人替“阳谋”作了辩解，说反右派“这个决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根据的”，只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失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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