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定远县读者葛先华先生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来信：

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反右派之前，我风华正茂，在水利部治淮委员会下属佛子岭水库任器材接运站站长（正科级）。我虽不是党员，但受到提拔重用，因为我完成任务很好。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我被‘深挖’出来，说我是“极右分子”！

我被斗争达五个月之久。我坚决不承认，据理力驳，弄得所谓“左派人物”在“批判斗争”会上哑口无言。最终，以所谓“抗拒从严”以及用所谓“历史问题”，对我升级加码，成了“四料坏蛋”，即“反革命”、“极右派”、“叛徒”、“富农”，判刑二十年！“左派”们说我，“头上害疮，脚下流脓，反革命加右派，坏透了！”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在“文革”中，我是双料坏蛋，死老虎，天天斗。当时说我死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彻底平反，在安徽定远县一所中学担任总务主任。现在我在老年大学学习。

“内划右派”竟找不到平反的依据

四川离休干部梁全海先生一九九六年一月来信：

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正如先生所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右派运动尽管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却未曾有过一本反映这一历史悲歌的长篇。”先生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来写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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