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尔在他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中普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同年，波斯•布里奇曼在《自然科学理论的本质》（1936年）中重新肯定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一年后，保尔•萨缪尔逊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它的副标题是《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这篇论文最后在1948年发表，并且立即被认为是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而是因为它论证了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种标准的假设不足以导出大多数经济预言：比较静态的方法是空的，除非专设了一个对应的动态系统，并且表明这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应原理（见萨缪尔逊，1948年，第262，284页）。

萨缪尔逊宣称他那本书的中心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学里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见同上，第4页；又第84，91—2，172220—1，257页）。然而，极为可笑的是这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操作主义。操作主义的方法论是布里奇曼奠定的，它所关心的主要是某些对应法规的建立，认为这些法规能把科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和自然尺度的实验操作联系起来。然而，萨缪尔逊所定义的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达的波普的证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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