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罗宾斯早期对定量研究的敌意的揭露很多，但大部分的揭露是很多主要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做出的，让我们看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8年给罗尹•哈罗德的信中的评论（见凯恩斯1973年，第296—7页，信中提到的舒尔茨是指亨利•舒尔茨，他的《需求的理论与度量》（1938年）成为早期计量经济学史的里程碑）：

对我来说经济学好象是逻辑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你不能抵制象舒尔茨那样要把它变成一种冒充的自然科学的足够坚定的企图。一个人可以通过运用你的公理和准则取得一些很有价值的进步。但是他所取得的进步不会太大，除非通过设计新的、改进了的方法。就象你所说的，这就要求‘清醒地观察我们的制度的运转’。

经济学中的进步几乎完全包括了在方法选择中累进的改善……

但是一个模型的本质是，不能给其中的变量函数填入真实的量。那样做将使它做为一个模型毫无用处。因为一旦这样做，这个模型就失去它做为思维模式的一般化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克拉彭的空拳打错了目标和如果舒尔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他的结果并不是很有趣（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些结果不会在将来的事情中适用）。统计研究的目标主要是检验模型中的关系和正确性，而不是以预言的观点填进漏掉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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