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被看做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对它应该用它对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只有事实证据能够表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更好的说法，应该做为确实的东西偿试“接受”还是应该“反对”。下面我将用更大的篇幅来论述，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注意这个“唯一”］是把它的预言和经验相对比。如果它的预言有矛盾（比另一种假说的预言更“频繁”或更经常地出现矛盾），那么假设就遭到反对；如果它的预言并不矛盾，那么它就被接受；如果它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很多机会，那么人们对它就非常有信心。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正确；它只能不能证明假说不正确，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说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8—9页。］从这里，弗里德曼又很快地转到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用现实来证实一个理论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有效性的检验，这种检验和对它的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对预言检验的补充。他写道，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基本是错的，并且产生了很多危害”（见同上，第14页）。假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极的优点：“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见同上，第14页）。这样花哨的夸大正是萨缪尔逊后来所命名的“F扭曲的极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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