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后，同年12，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迫实施所谓“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从次年春开始，”联合国军除继续实施“绞杀战”和细菌战外，在正面战线转入加强阵地，不断以小部队对中朝军队袭扰和进攻，并加强其航空兵、炮兵对中朝前线部队的攻击、破坏。不久，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的职务后，继续推行原定的作战方针，并拟定了除正面战场以外的军事和政治的“八项措施”，自认这是“挑衅性的行动”，妄图迫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屈服，实现其“光荣的停战”的黄粱美梦。但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针锋相对地实施了正确的方针、措施，在新的战场形势下，获得了新的胜利。

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特别是秋季防御作战表明，我军在装备落后悬殊和供应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更有利。这主要表现在：歼敌数量多而我伤亡减少，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打得最顺利的前三个战役敌我伤亡对比为1.5：1，秋季防御敌我伤亡对比则为3：1；可以保持阵地；可以节约兵力和减轻供应负担；部队士气越打越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将这些作了总结，于1951年11月向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副主席等作了报告，并指出：“只有坚决执行积极防御作战的方针，才能达到进行持久作战，在战斗中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以期最后胜利的目的。”志愿军首长根据夏秋防御作战的经验，也决定：除特别有利情况外，拟不准备进行全线大反攻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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