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更涉及其他层面的问题，以及法律层面的问题。我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是没有重大的改革。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风险——影子银行也好，地方债务也好，房地产泡沫也好——都是不改革的产物。这些风险都需要通过改革进行克服。现在，中央层面都在呼吁改革，如果缺了地方、企业、社会的参与，大家对改革还是无动于衷。我最近调研了很多地方的改革执行的问题。原来改革的顶层设计下面就是执行。为什么担心中国下一步风险还是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呢？这不是理论问题，是基于我的实际观察。这里面有几个矛盾：

第一，权力集中与改革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改革需要权力集中，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权力不集中，很难克服它的既得利益。但是权力集中也会对改革产生负面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都是通过分权进行的，现在一集权，权力集中，改革就产生矛盾了。我发现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会说：权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吧，我等着。从分权的改革，转向集权的改革，需要领导干部做一些调整。正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对大部分的官员，它还是需要。

第二，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腐败很严重，如果腐败继续严重下去，就会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再好的改革也没用。政府现在推出的很多改革方案都很好，但是缺少社会的信任，大家都觉得很麻烦。现在，因为某些客观原因，我发现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很担心。改革涉及很多人的相关利益，你要去改革，很多人会找你碴，挖你老底。甚至有个别省份为了反腐败、搞清廉，开始搞负面清单，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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