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尽管在官场严重腐败的背景下，学界也难以幸免。但我始终相信，中国知识界中恪守良知、担当道义的大有人在。他们既扎实地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充分地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贡献于振兴中华的大业，一点一滴地推动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在今世界，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日益强调官民共治或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官民共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是通往人类理想政治状态的必由之路。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新时代，人类的理想政治状态也相应地从“善政”转变为“善治”。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或简称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双方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如果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经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在国家和政府产生前，人类实行的是原始自治。在国家产生后的很长时间中，人类实行的是独裁专制，即官治。进入现代后，官治逐渐让位于共治。共治有多种形式，官民共治是其中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随着阶级而消亡，民主也不复存在。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政治逻辑，民主也是国家存在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形式，官民共治即通向其理想的无国家无民主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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