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艰苦的抗战步入了第七个年头。这年元旦，已经重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中国胜利在望，围攻日寇，我须承担主要任务。”

当时的重庆已经解除了灯火管制，有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联合护卫，居民已经不再担心日本飞机的空袭。只是他们遇上了新的难题：天天需要面对物价上涨。工薪阶层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面对来自民众的不满和在野党派的批评，蒋介石在演说中不得不承认：“我们反省自身，实在是不够进步，不只是军事上有待于加强，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实未能配合战时的要求”，他许诺要“刷新政治”。不过，蒋介石确信，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

从中途岛海战以后，日本就已经转攻为守。到了1944年，日本帝国已经是正在西沉的夕阳。它正在惊恐地看着自己逐渐失去空中和海上优势。1943年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确定了防御的底限。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据守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印尼群岛；在亚洲陆地上，日军则要控制中国的平汉、粤汉铁路及中南半岛，并延伸到缅甸与印度东部。这一庞大的防御线被称为“绝对国防圈”。

但所谓“绝对国防圈”不断被强大的盟军轻易突破。美军聪明地采用跳岛战术，兵分两路，发动攻势。一路自西南太平洋出发，以陆军为主，由陆军上将麦克阿瑟统帅；另一路自太平洋中部攻击前进，由海军上将尼米兹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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