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调悲观开始，却以高调乐观结束，1939年蒋介石的内心画出的是这样一条略有波动的上升曲线。

1938年底，广州、武汉的失守，长沙大火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离开重庆出走越南河内，给人们的心理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正面作战的中国野战军战斗力严重损耗，只是这种损耗远不如1937年底那般严重。就战争的大局而言，中国抗战已经出现了转好的迹象。

第一是苏联的支持仍然很坚定，不仅有武器、作战志愿人员的输送，而且还派来了许多军事顾问。

第二是共产党的军队开始在敌后扎下了根，致使日军深感占领区的“治安”大成问题，这就使日军继续向前进攻有了后顾之忧。共产党军队的壮大对国民党开始是喜，稍后是忧喜参半。但从1939年开始，随着八路军逸出山西向整个华北平原展开，蒋介石等的感受已经是忧大于喜了。国、共两党合作中的隐患，两年以后通过皖南事变而为全世界所知晓。

第三是在顶住日军长时间的进攻以后，对日军的恐惧减少。所以从南岳会议开始，蒋介石就认为中国军队已开始进入了转守为攻的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国际形势对中国日趋有利，“各友邦援助物资益见积极，而英、美、法对倭之联合制裁则更日见具体化”。因而军事委员会先后指示各战区抽调部分兵力发动1939年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这种有限度的主动出击的战略指导是武汉弃守前未曾见过的。在这方面，毛泽东比蒋介石冷静得多，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已经明白无误地预见到武汉失守以后，战争将进入漫长而艰苦的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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