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有个叫黎立武的学者，谈到自己的阅读史，说他小时候读《箕子之歌》，很是被箕子的忠心感动；长大一些后，读《诗经》里的《狡童》，“淫心出焉”，出门看见邻家大嫂，就想勾勾搭搭，归而自省，原来是“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这样的诗句在做怪。

与宋儒讲道理是很难的。像这位黎立武，就很难让他明白，当他童年，便读遍“淫诗”，当毫无异感；长到青年，便不读《狡童》，种种奇怪的心思，也要应时而起，荷尔蒙出而心眼不老实，却与《诗经》无涉也。

孔子在《论语》中留下名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为“无邪”。《诗经》里有许多情诗，孔子以为无邪，应该是他老人家心宽意广，不以人情之常，为祸乱之始。正如今人（当代道学家除外）读《诗经》，若还能看出“邪”来，只好说是胸中不正而眸子眊焉，触目无所不邪。

汉儒不这么想。汉儒是相信孔子删诗的，但《诗经》中明明有许多情诗，又与孔子“放郑声”的意见抵牾，怎么自圆其说呢？曰曲解。后来传世的古文学派的毛诗，有所谓《诗序》，讲解诗旨。《诗序》不承认毛诗里有情诗，认为那些都是讽刺诗、寓言诗，如《狡童》，便是批评郑忽公的。

到了宋代，儒者纷纷而起，反击《诗序》。不要以为宋儒进步了，要思想解放，恰相反，他们是嫌汉儒杂而不醇，要思想整顿。《诗经》里有情诗，遮掩不住，与其解释为刺诗，不如直接斥为淫诗，把它们揪出来，免得招摇撞骗，为害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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