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为政治运动，参加者意中的敌人，无疑是日本。所谓曹、章、陆者，在人们心目中，无非是助纣为虐的内奸而已。运动预先定下的文明基调，使得抗议的人们不可能采取别的手段来伤害敌人，因此，对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货。抵制日货是五四持续最久的抵制运动，大规模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一整年，个别地区甚至延续时间更长，对于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为一生的习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回忆说，她小时候所在长沙艺芳女校，抵制日货的十人团，一直坚持了约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当时参加抵货的人，往往特别强调不要忘记外国人讥笑国人的“五分钟热血”，一定要坚持下去。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人，对五四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货。号称民国讲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学家黎东方，时在扬州读高小，不仅参加抵货，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换成国货，还跟4个小伙伴，组成“醒华会”，跟在中学生后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当时国人可以用来对日本示威唯一的法宝，大体上类似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谓“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只是相对而言，比较明目张胆而已。之所以如此，一是当时军阀统治比较弱，镇压困难，二是当时的军阀政府，在民族主义的风潮面前，对于镇压，缩手缩脚。以当时国人的认识，认为日本第一要靠中国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国的市场，如果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穷，甚至衰落。天津国民大会宣言说，如果中国人坚持抵制日货，必使日本“受经济上莫大之恐慌”，而天津的一份传单上甚至说，“日本原是极穷的国，就是指着卖给我们中国货物赚了钱去过日子。我们要是不买他的货物，他国里既没有钱用，自己过日子都顾不过来，那还有心思来琢磨我们”。而且，抵制日货也是一种民间行为，是参加运动的民众由于对政府极度失望，产生的一种不再相信政府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方案。一份天津学生号召抵制日货的演讲辞上，一开篇就说，“我们不幸作了中华民国的人，又不幸作了中华民国的学生，大不幸又处在现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既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人，就得想一个方法救国。”号召了学界、商界、报界和劳动界，说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卖国已经够了，根本不指望他们救国。这样的议论，在各地都有。因此，抵货本身，也有对政府的抵制意味。加上抵货行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属于违法行为，至少在公开场合，政府是要禁止的，所以，因抵货，学生跟政府方面，在理论上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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