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头是“中国要亡了”，这在五四当天的口号中就有反映。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其实，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外交失败，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的中国，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人们的悲情，实际上主要源于战胜国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虽说在逻辑上也可以说得通，但实际上亡国的危险，显然并非运动中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绪落差导致的悲情，不见得就比真实的危机处境激起的情绪小，甚至，二十一条时的种种，也有可能被重新唤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事件，这个政府对于日本在山东存在的默许和认可，都可能被人“揭发”，成为中国国家危机的证据。但是，仅仅有这种由于情感落差产生的悲情，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来点侵略的动作，没有多少新刺激，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危险。事实上，在运动中，人们就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钟热血”。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罗西尼·塔罗〔Sidney Tarrow〕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感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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