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金瓶梅》采取了佛道的框架结构，无善无恶的观念随处弥漫；由于“真妄观”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疏松了是非和道德判断，《金瓶梅》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明显“向下运动”的迹象。且不说“参天地之化育”的言行出处，也不论经世安邦的政治情怀，即便是人伦之常的忠孝节义，在《金瓶梅》的人物身上差不多也已经丧失殆尽。

明代的谢肇淛批评它“猥琐淫媟，无关名理”，不为无因。实际上，《金瓶梅》中的人物主要是在其动物性的一面（即欲望的一面）展开的，有点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类动物”。这些人物一旦被褪去了名理和道德的外衣，即迅速地滑向了动物性的生存，变成了与草木同朽的“众生”。在这种“向下运动”的轨迹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并捕捉到《金瓶梅》的叙事中所隐藏的那个“超级叙事者”。这正是历代批评者所津津乐道的那个“佛心”或“佛眼”。

在《金瓶梅》中，一方面，作者通过直接的议论或通过叙事代言人来描述并评价人物的言行（在这一点上，词话本与绣像本的作者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不久就要谈到）；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于这个“超级叙事者”，通过高高在上的佛或者仙的眼光，来打量尘世中的一切，并建立起最终的价值判断。由于这个“超级叙事者”的存在，居于“众生”地位的人，其所作所为是善还是恶，都变成了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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