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于《金瓶梅》的读者，在面对潘金莲、西门庆乃至于应伯爵的死亡时，想必会产生某种大致相似的道德困惑。按理说，从是非善恶的立场上来看，恶人被杀或死亡，照例会让读者产生大仇已报、称心如意的快感——我们在读《水浒传》时，宋江怒杀阎婆惜、林冲手刃陆虞候，都让我们真切地体味到了这种快意。奇怪的是，到了《金瓶梅》，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些恶人的死亡，读者从中不仅体会不到这种去奸除恶的快感，反而会因为恶人之死，心有凄恻，叹息不已，乃至一洒同情之泪。

关于这一点，崇祯本的批评者代表《金瓶梅》的读者，对这种道德上的困惑做了这样一个归结：“不敢生悲，不忍称快。”“不敢生悲”还是从道德是非着眼——恶人之临绝路，恶贯满盈，当属咎由自取；至于“不忍称快”，则采取的是一种超越道德的立场，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消逝和遭难心生悲怜。简而言之，读者在不由自主地为恶人之死悲叹洒泪之时，多少会有一点良心上的自责与不安，并能够意识到自己在道德是非的立场上不够坚定，从而产生出某种羞耻感。为了消除自己心中的不安，祛除心底的那一层羞耻感，读者会本能地采取某种特殊的步骤，努力去挖掘这些恶人身上的某些善良品质，并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恶人是配得上自己的同情的，从而抵消掉内心的困惑或矛盾。这或许是一茬又一茬的读者希望为西门庆和潘金莲翻案平反的心理动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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