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讲疏》在溯学术源流时更多的是正误纠谬，在明簿录体例时则更多的是引申发挥和补充辩正。学问既各有源流，著述也各有体例，知识分类和图书分类离不开辨体和辨义，四库全书的分类不是以体分就是以义别，因此，辨明簿录体例是《讲疏》的另一重点。张先生认为簿录体例不明则群书畛域不分，群书畛域不分则学术源流莫辨，他在《广校雠略·自序》中说：“尝以为校雠之学，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次必推明传注之例，而后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辨明簿录体例是考镜学术源流的必经途径，《讲疏》中经部特别注意“传注之例”，史部和集部特别注意簿录之体。

《四库提要》的总叙小叙往往只陈述各簿录体例的兴衰，却未能深究兴衰的动因，《讲疏》则在此基础上引而申之——不仅明其然且能探其所以然，如《编年类叙》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后来纪传体“历朝继作”，而编年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这样，正史之名逐渐为纪传体所独占。四库馆臣只是陈述了纪传、编年二体在后世的兴衰，张舜徽先生进一步分析了它们兴衰的个中原因：“校论二体，各有短长；学者沿波，遂分轩轾。盖纪传之体，立本纪以为纲，分列传以详事；典章繁重，则分类综括以为志，年爵纷纶，则旁行斜上以为表，实能兼编年之长而于事无漏，故后世多用其体。若编年之书，事系于年，人见于事。其有经国大制非属一年，幽隐名贤未关一事者，则以难为次序，略而不载，故后世病其体之局隘，多缺而勿续。此‘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或有或无’之故也。”纪传能兼编年所长而避其所短，记事比编年具有更广的容量，写人比编年更加灵活机动，而且将君主、世家、人物、典章、年爵分类叙述更便于阅览，尤其是以君主为纲的本纪凸显了皇权；相比之下编年则有诸多缺点——同一经国大事可能并非一年所能完成，一事就不得不分载于数年之中；同一人物往往隔数年或数十年才能提到，这就不可能刻画完整的人物形象；更要命的是编年“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的叙事特点，让君主淹没在时岁日月之中，没有办法突出王权，所以后世官方主修的史书全为纪传体，而编年体史书的命运则是“或有或无”。纪传体“历朝继作”与编年体断续无常，不只是反映了二者文体上的优劣，也反映了权力对知识的渗透。可见，张先生对纪传、编年二体特征的理解比四库馆臣更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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