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阐述了《讲疏》对《四库提要叙》“考镜源流”上的正误，此处再分析对《四库提要叙》“辨章学术”上的纠偏。

在辨章学术的过程中，学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学术倾向又影响着他们对不同学派、学科、学术的评价。由于尊圣、崇经、忠君的立场，四库馆臣毫不掩饰自己“编录遗文”的目的，是“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事”。他们认为经文“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对经书只能信仰而不得怀疑，对“天裁”“圣谕”只能赞颂而不可否定，一切以“天裁”的是非为是非，以“圣谕”的好恶为好恶。尽管四库馆臣反复申言“参稽众说，务取持平”，不断强调“扫除畛域，一准至公”，可是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态度及学术倾向，他们在月旦学人、论定学术、评价学派时，正如张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有时难免“逞爱憎之私，失是非之公”。他们在总叙小叙中所阐述和勾勒的学术史，有些部分像夸张变形了的“学术漫画”：有的学人被拔高圣化，有的学派学人又被贬损丑化。

先看四库馆臣对汉学、宋学的态度。他们主观上申明要“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表面上看，似乎对汉学与宋学一碗水端平，而实际上正如《讲疏》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都是馆臣们的门面话，“然通观全书，于评定学术高下、审断著述精粗之际，仍多扬汉抑宋之辞。盖习尚移人，贤者不免”。《讲疏》还特地提醒读者说：“读是书者，宜知其论列古今，自不无偏袒之见也。良以纪昀学术根柢，仍在考证。江氏《汉学师承记》，取与江永、金榜、戴震诸家并列，以其治学趋向同耳。其撰述《提要》有所轩轾，不足怪也。”清从乾嘉开始，汉、宋之争形同水火，在《诗经》研究领域里，“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这两派名义上是论是非，而实际上是争胜负。《四库提要·诗类叙》两边各打五十大板，一边说对于两方的意见“全信全疑，均属偏见”，一边又说“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从馆臣的取舍可以看出，他们对汉学、宋学的态度并不那么“持平”，张先生在汉宋之争中才真正能“消融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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