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崔浩、高允之文咸硗确自雄。温子升长于碑版，叙事简直，得张（衡）、蔡（邕）之遗规；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刚劲，嗣建安之佚响。子才、伯起亦工记事之文。岂非北方文体固与南方文体不同哉？”北朝文学的发展过程虽不断为南朝所同化，但在散文创作上重实用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即使北魏中后期朝廷的章奏文诰改用骈体后，北朝文人也并没有因此轻视“笔”，其三部散文名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从文体说都属“笔”而非“文”，可见北朝作家的创作风尚和审美趣味。另外，北魏早就有勒石纪功的习惯，今存的碑版北朝远较南朝为多，而碑版又多以散体写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朝散文创作的繁荣。在诗歌创作上北朝文人步趋南人，而散文创作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学习南方有所选择和去取。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毫不逊色于南方，南朝除《世说新语》外还没有可与《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相媲美的散文作品。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鹿）人。仕北魏历任尚书主客郎、治书侍御史、御史中尉等职，孝昌三年（527）出为关右大使，被雍州刺史萧宝夤杀害。《水经注》虽名为是替《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但其实是以《水经》为纲重写的专著，注的文字二十倍于经书。全书记述的水道一千三百八十九条，共四十卷，三十余万字。内容主要说明河道概况、水源、支流、流向，对每一流域内的水文、地形、气候、物产、山陵、城邑、名胜、地理沿革、历史掌故、民情风俗都有具体的描述。对北方水系的记述最为详尽，还不时纠正经文中的谬误，南方水系因不能亲身考察，个别地方难免有失实之处。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不但著述态度非常严谨，还十分注意水道与民生的关系，对水利灌溉与河流流量都有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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