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矛盾的激化

唐朝后期正值土地制度发生剧变的阶段，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贫富不均成为阶级矛盾趋向极度尖锐化的总根源。

强藩巨镇遍布各地，藩镇战争连年不绝，不但在战火中生灵涂炭，庐舍为墟，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由于大量养兵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对本辖区的人民则施以“繁刑暴赋”，肆意压榨。

土地和财富的集中使地主阶级趋向奢靡腐化，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荒淫纵侈更属惊人。唐懿宗不但亲迎佛骨，大造浮图、宝帐和幡盖，而且为其女同昌公主的婚事大肆铺张。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其家财据说可供全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唐王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垄断食盐贸易，严禁私人贩运，违者治罪，对武装反抗的私盐贩处以死刑。但由于盐价过高，私运有利，实际上武装贩盐的商人大有人在，他们具有同官军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唐朝后期盐价逐渐提高达几十倍，广大群众困于高价，有的只好“淡食”。

农民在土地兼并、赋税繁重的情况下无以为生，纷纷背井离乡，转化成逃户。统治者把逃户的课役分摊给邻伍负担，这种办法叫作“摊逃”。进行“摊逃”的结果大大加重了未逃户的负担，迫使他们也先后成为逃户。这种情况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但到中叶以后日益严重。逃户的增加为农民的武装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所以，唐朝末年出现了“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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