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亚洲各国交往中的地位

唐朝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因而对其他各国产生了吸引力，亚、非很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和学问僧潮涌而来。唐朝生产的空前发展也促使国际贸易大为增加，中国人到外国聘问、经商的络绎不绝。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不但与各国频繁交往，而且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转的枢纽。

唐朝对外交通的发达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陆路交通，经过西域，可达中亚及印度等国。海路交通以广州为主要港口，可至东南亚各国及波斯湾等地；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东南沿海登舟，可浮海东通朝鲜、日本诸国。中国的航海大船长二十丈，载重能力与抗风能力都超过大食海舶，每艘船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经常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只名目繁多，如“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波斯舶”等。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各国的使臣、留学生、僧侣、商人麇集于此，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接触。

朝鲜和日本

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发达。唐朝的十部乐中有高丽乐，唐高宗时很多高丽、新罗的音乐和歌舞家住在长安。7世纪初，百济人味摩之把从中国学得的西域乐舞传入日本，称吴伎乐。7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与唐朝的聘使往返更加频繁了。留在长安的新罗子弟，有的在国学肄业，有的在唐朝做官。新罗僧人慧（亦作“惠”）超幼年时即已来到唐朝，后来航海赴天竺诣佛迹。开元末由天竺取陆路回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卒于长安。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载了遍游天竺的经历，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留学生达两百余人之多，其中有王子多人。唐末，新罗人在中国科举登第的很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十三岁入唐，十九岁中进士，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是有关中朝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新罗参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典制。7世纪末，留学生薛聪利用汉字创制“吏读”，用以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和助动词，对朝鲜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文学家张鷟和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新罗流布，深受朝鲜读者的喜爱。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罗坊”，接待新罗人的旅店叫“新罗馆”，有的地方设有“勾当新罗所”，说明在中国的新罗人确实很多。在两国交往过程中，不少物产、药材、手工业品和书籍也得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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