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4-16 12:00:04

孙中山当时的消极，一来是他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财政窘境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二来也可能是他在潜意识中认识到，既然革命党人打不过袁世凯，那就只好信任并将政权让给他，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等到国家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到时再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竞争。

这种“先经济、后政治”的思想，孙中山曾在给宋教仁的信中透露过：“如今不管是谁来执政，都不可能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获得很大的成就。因为国家内部的力量越来越枯竭，外来的压迫和侵略越来越紧逼，这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如果只是从政治上开药方治疗，只会越弄越乱，每况愈下而已。一定要从根本着手，发展国家的物质经济，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国家的形势巩固不动摇了，政治才能活动开来。”孙中山当时那个“大铁路计划”，恐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1913年2月，宋教仁辞别母亲和妻子，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说、游历一番后回到上海，并准备在3月20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宋教仁所到之地，往往要发表演说，其中也不乏抨击袁世凯政府的言辞。当时有人劝他不可过于锋锋芒毕露，以免不测之险。宋教仁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无夙怨，也无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又怎么会有如此卑劣残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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