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面前的第一红人。他既是李世民的发小，又是李世民的妻兄，更为关键的是，在玄武门之变前的千钧一发之时，他成了李世民可以依靠的重要人物。

当时，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公开化、白热化。眼见雄心勃勃的李世民日益坐大，李建成焉能不坐如针毡？据说，占据政治主动权的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试图先发制人，但却无功而返。他们只好最大限度地孤立李世民，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李世民营垒的重要人物。这招很凑效。不久，房玄龄、杜如晦就被逐出了秦王府，李世民也几乎被弄成了光杆司令。关键时刻，留在李世民身边的长孙无忌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镇定，他坚决支持房玄龄等人发动政变，并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世民的政治对手李建成、李元吉。越过兄弟的尸骨，李世民成为了储君。不久，李世民又逼迫父亲李渊禅位，从此成为了大唐帝国的第一主人。

通过非法手段走上皇位的李世民，难免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毕竟他双手沾满了鲜血。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极力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以此化解心头的阴影。这就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面对历史，二是如何开创未来。开创未来是后话暂且不提，而如何面对历史则是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做得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李世民集团的统治基础。高明的李世民通过两个人完成了重写历史的任务。这两个人就是魏征和长孙无忌。魏征来自李建成阵营，为人足智多谋，堪称“反面”典型。对政敌的重用，不仅显示了李世民作为胜利者的恢宏气度，更重要的是，作为敌对阵营的历史见证者，魏征可以向世人证明，是李建成不仁在先，李世民不义在后。通过魏征对李建成集团的揭露，可以反证玄武门之变的政治正确。长孙无忌长期跟随李世民，可以说是正面典型。对长孙无忌的重用，不仅显示了李世民跳出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循环怪圈，更重要的是，作为革命阵营的历史见证者，长孙无忌可以向世人证明，李世民是如何天纵神武，如何在极为不利的政治形势下，化被动为主动；又是如何心存不忍，在手下人集体劝进的前提下，才对李建成集团采取了行动，这又从正面洗净了李世民身上的原罪。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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