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残疾往往会对心理有影响，比较敏感和多疑，加上李承乾肩负着太宗“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的美好期望，重压之下，各种善意的批评和教诲都被曲解成对他的不满和指责，从而采取了更加抵触的对抗情绪。李承乾曾经说过：“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撇开其话语中癫狂的成分，但说明李承乾一直希望以某些特殊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李承乾在大臣面前为掩饰自己、美化自己、标榜自己而信口开河的这种现象，已十分接近心理学研究中所说的“病态说谎者”。导致他如此作为的原因，正是源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满意，于是极力想在别人面前展现另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象。换言之，是出于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容易沉湎于虚幻难以自拔。

究竟是李承乾日益耽于嬉戏享乐导致太宗态度的转变，还是太宗态度的转变导致了太子李承乾破罐子破摔，恐怕很难说得清楚。但如果换个角度，将从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到太宗这4位皇帝确立皇位继承人的过程放在一起来看，便发现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这4位皇帝，都是即位伊始便确立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然而事实上包括唐太宗长子承乾在内，这4位最初被确立的继承人，因为种种原因却都没能顺利继位。因此，尽管尚无典型材料证实隋以来嫡长子未能顺利继位的“宿命”对李承乾的影响，但如果我们站在李承乾的角度，或许能理解敏感脆弱的他在太宗偏爱李泰时的那种危机感和无助感，对他日益怪诞的言语和行为，多一些理解。总之，李承乾从被确立为太子之后，他的人生应该是在比较压抑的氛围中度过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既包括他自己生理的残疾和心理的敏感，也包括唐太宗过高的期望值给他的压力，东宫辅臣的批评以及用要求唐太宗的标准来要求他，没有人理解，缺乏恰当的引导，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年轻的成长中的李承乾极大的心理压力。应该说这些压力感既有李承乾自身的原因，也是初唐那个时代君臣们的忧患意识在他身上的集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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