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有科研体制以个人人身依附于共同体、共同体的一般成员依附于共同体的人格化权威或领导为特征。旧体制可以看作以权威、领导为圆心的圈层结构，离圆心近的成员占有的权力、获取的资源多，越往外占有的权力、获取的资源少，受到的束缚越多。旧体制既无效率，也很不平等，身份等级壁垒、权力等级壁垒造成‘非竞争性结果不平等’。旧体制在对共同体成员束缚，内部有不平等权力关系（等级壁垒）的同时，也对其成员保护（同等级的平均化、对等级分化的抑止）。改革的过程是个人独立人格与权利的获得，契约关系取代依附关系的过程。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将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同时失去共同体的保护，成为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然而，由于转型进程中的某些不公正的因素，一些人在现实中失去了保护，同时没有摆脱束缚；一些人摆脱了束缚，同时仍享有保护。旧体制的宗法因素仍然存在，但旧制度那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不复存在了。新制度没有建立。效率的提升受到两种不公正的困扰，就不会达到市场经济许诺的水平。”[杨振寅《反思当代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在等级化的文化氛围里，创新不仅得不到应有奖励反而需要承担个人风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点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之中将中国的劳动者改造成为执行型和驯服型的员工。循规蹈矩地恪守企业现行工艺技术标准就是在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下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性应对。[附注：美国风险投资企业家李宗南（Charles Lee）在其著作《龙与牛仔》中则指出：中国与西方之所以在科技上的差距如此巨大的原因在于，在西方技术进步与个人收益有关，当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技术知识方面有所贡献，可以得到认可的产权，这驱动了技术的进步；但在古代的中国，一旦皇帝的某个技术人员失败了，却很可能被砍头。]如果不对现有管理体制做出重大变革，劳动者的创新精神就无从发挥，技术进步缓慢、缺乏技术研发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的问题将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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