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H体系”对于货币经济的分析不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对于新古典主义货币理论而言，关键问题是为货币理论提供微观基础，以便与一般均衡和个体最优化相一致。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必须准确地详细说明每一个个体的偏好和各自的约束条件。事实上，这一体系的关键人物法马“不被看作一个主流新古典主义者”（胡佛，1988，中译本第125页）。在法马（1980）的分析中，采取了回避上述难题的方法，仅仅依赖于那些不考虑具体偏好或预算约束的理性行为人的论点。法马主张取消货币，从而货币理论也自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现代金融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他的思想成为金和普洛瑟（1986）的真实经济模型的先驱。

主流新古典主义的货币理论分析的研究路径是沿着希克斯（1935）的观点，即只有在经济学家明确而详细地说明那些值得简化的“摩擦”时，货币才能够被结合到瓦尔拉斯的价值理论中。这些规范的新古典货币模型，是由萨金特、华莱士、布赖恩特和卢卡斯分别发展的交迭世代模型和具有金融约束的模型。

新古典主义的迭代模型来自于萨缪尔森（1958）的“纯粹消费信贷模型” （萨金特和华莱士，1973、1984；布赖恩特和华莱士，1979、1984；华莱士，1980、1983；麦卡勒姆，1983，等）。萨金特、华莱士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这一模型为货币理论开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出发点，因为货币需求是作为理性的个体最优化决策的结果而内在产生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的简单OG模型是具有一个唯一的稳定货币均衡和一个无限数量的不稳定货币均衡，其中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货币的价值下降至零。这个模型虽然赋予了货币作为代际转移机制的作用，但货币的这个作用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货币，消费仍能够继续进行，因而不能作为货币理论的适当基础。一旦引入资本品、对消费信贷模型进行拓展的情形下，由于货币没有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更愿意持有可以产生最大收益率的资产，而不会持有货币。也就是说，当货币受到一个完全生产性资本资产的收益率的支配时，不存在货币均衡（对简单OG模型的批评可参见托宾，1980）。华莱士和布赖恩特沿着解释希克斯的“共存性”问题的思路，发展了一个法律限制的OG模型，即把附有利息的无风险政府债券和不付息的法定货币的共存原因归结为法律限制和政府管制。这样就在货币收益率和政府债券收益率之间钉入了一个使两者分离的锲子，它允许银行有一个大于边际经营成本的差额。在华莱士和布赖恩特的模型里，由于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因此在具有不同消费者（即富人和穷人）的情况下，对政府债券的中介作用进行限制的情况下，某些人比如穷人持有债券受到限制，而富人不受其影响，从而可以解释货币和生息资产的共存性问题（对法定限制的OG模型的批评可参见胡佛，1988，第169、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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