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50年代期间，凯恩斯主义思想至少在学术界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传统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暗淡无光，但至少是相形见拙了[53]。在60年代起，对货币数量论的兴趣又大大复兴了，但这种兴趣集中在货币数量论的现代表述上，而这种表述的最初主要发展体现在弗里德曼（1956、1959）的两篇文章中。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思想被称为“货币主义”[54]，以对照于凯恩斯主义。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者力图对被凯恩斯主义革命侵占的宏观经济分析重新确立货币数量论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把货币存量的变化视为解释货币收入或名义收入变化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而正统凯恩斯主义分析强调真实扰动（尤其是投资和自主消费）是货币收入波动（主要表现为真实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通论》意味着，在失业状态（此种状态会延续很长时间）下，收入速度（V）会非常不稳定，会被动地适应独立出现的货币供应（M）或货币收入（PY）的一切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被视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出现流动性陷阱和投资陷阱的两种极端情况下，货币无关紧要，因为货币政策在影响经济活动方面会完全失效。在出现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供应的增加会被收入速度的相反变化完全抵消，增加的货币供应会按不变的利率和收入水平完全被闲置余额或投机余额所吸纳；在出现投资陷阱的情况下，由于投资完全没有利息弹性，货币供应的增加也对真实收入水平无任何影响。货币供应之所以无力影响真实收入，是因为投资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当货币需求相对于不变的收入水平而言增加时，收入速度会下降。因此，不难证明，在凯恩斯所说的货币无关紧要的两种极端情况下，自主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的任何增加都会导致简单凯恩斯交叉或45度模型的完全乘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数量理论关系（MV=PY）依然有效，但正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关系从实施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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