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是贬低劳动价值论的实际地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没有什么区别，并将二者混为一谈。如熊彼特说：“就纯粹理论而言，必须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古典’的经济学家，更确切地说，是李嘉图学派的一个成员。李嘉图是马克思当作老师看待的唯一的经济学家。我恐怕他是从李嘉图学到他的经济理论的。……马克思在实质上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并用李嘉图的论据来为之辩护。”（注：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19页。）而且他更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也是一种劳动数量理论，（他认为李嘉图的交换价值理论就是劳动数量理论——作者注）而且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在李嘉图和马克思之间像T·汤普森这样的踏脚石，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也许是最为彻底的劳动数量理论。我们首先得到的印象是，马克思的论证和李嘉图的论证十分相似。”（注：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5页。）他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区别仅仅是“用语、演绎方法和社会学涵义方面”，“但在核心定理方面区别是没有的”。他主张用边际效用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使价值理论成为他的理论结构的基石，这和他同时代和较晚的理论家们的做法是一致的，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价值理论。”（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33页。）罗尔认为，“劳动价值学说只不过是在充分竞争之下，静止平衡的极为特殊条件下的最为原始的价值学说”，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论点的提法应归功于斯密和李嘉图。随着马克思的‘重新发现’这些提法而来的热情也许是自动启蒙的一种典型经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看来比起150年前斯密所讲的学说，讲的既不多，也没有讲完善。”（注：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7、287、260、287-288页。）二是认为劳动价值论过时或认为劳动价值论无用。如熊彼特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在他看来：“第一，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条件下，它完全不起作用，第二，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从来不曾顺利地起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而且一切劳动都是同一性质的。如果这二个条件中的哪一个不能得到满足，就得引入额外的假定。而分析的困难就会立刻增加到无可收拾的程度。”因此，他认为边际效用论比劳动价值论更“优越”、“更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它既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除劳动之外有其他生产要素存在以及同时有许多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并存的情况。”（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劳动价值论问世以来，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学者就提出了知识和技术创造价值的问题，并以此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伯尔梅斯在1968年出版的《技术与科学即意识形态》中说：由于技术和科学成了主要的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应用前提便从此告吹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越来越变得不重要了”，“要计算科学研究中的资金投资总额以及在不合格的（简单的）劳动力价值基础上的发展，再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注：参见陈征等著：《评介部分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成立：一是在斯密的早期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土地大量过剩以致被闲置起来，生产方法也很原始，从而资本和土地都不构成影响和决定交换的因素，因而也不存在利息和地租。对每个商品交换者来说，两种交换的商品中体现的劳动之比就成了他在交换中遵循的唯一标准。二是在各行业有机构成相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他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使用土地要交纳租金、借用资本须偿付利息、作为企业家要得到利润，这时平均利润将形成。这一结果使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受到动摇，他说：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一致，价值就无法决定（注：参见胡代光等主编：《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三是贬低劳动价值论的作用或认为劳动价值论有害。罗尔宣称：劳动价值论“是以精细的虚构哲学的外衣出现”，“我们将看到，作为经济分析工具它是没有用处的。对于马克思说来其真正目的是作为他的剥削学说的基础。”（注：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7、287、260、287-288页。）他认为：“经济科学必须长期专心研究决定价格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些全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工具），然后才能有效地再去研究整个经济平衡方面的更为巨大的问题。”（注：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7、287、260、287-288页。）琼·罗宾逊攻击劳动价值论是“简单的教条主义”，说：“价值理论不能够答复实际中的问题，是纯粹的神秘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摆脱神秘化呢？因为劳动价值学说不再是理论，而变成了教条。”（注：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伦敦1956年版，第149页。）曼德尔主张用价格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价值论引起很多混乱和争论。当然，如果我们从《资本论》第一卷的简单的教条主义到第三卷的错综的叙述，来探索马克思内心的艰苦挣扎过程，看来是困难的。但是，倘若我们从第三卷的要害部分开始，那么一路上就会省力得多”。（注：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第11页。）萨缪尔森也说，“甚至在一个最完美的社会中，劳动价值论的最简单的形式会导致劳动和非劳动资源的不正确的和缺乏效率的使用”（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12版下册，第1150页。）。四是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有矛盾而否定劳动价值论。19世纪90年代，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不久，奥地利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就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文，他写道：“在《资本论》第一卷坚持并极力强调，所有的价值都以劳动为基础，而且仅仅以劳动为基础。商品的一切价值都同生产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成比例。这些命题是直接和唯一地从商品的内在交换关系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我们被引导到‘从交换价值和交换关系开始，以便探察隐蔽在其中的价值’……而现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我们却被明确地、冷冰冰地告知，务必不能而且从来不能依据《资本论》第一卷的教导进行交换，个别商品按照不同于在其中所体现的劳动的比例同其他商品交换，而且这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而是必须的和长久的。……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和调节，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注：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英文版），第2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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