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所说的那第一种意味深长的区分，也同样有着极为深刻的科学和实践意义。造成这种直接“赚取”收入的工作与靠直接收入“支持的”工作之间的区别的，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源于下述差别：直接“赚取”收入的工作往往生产的是私人物品，而“被支持”的工作则生产的是公共物品，由于市场通常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现代国家常常靠收税来支持生产公共物品的工作。但是，第二方面的、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更合乎亚当·斯密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原意：“被支持”的工作中的一大部分，如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对人们并不是直接有用的。它们并不直接增进人民的福利。就是在它们间接有利于人民福利的场合，它们也不过满足了由人们的社会性所产生的某些需要，如保障和安全等等。而且就是在提供这种“间接有用的服务”时，这些“被支持的工作”也往往同时造成很多使人们感到不幸的东西，如强制、暴力甚至奴役等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亚当·斯密才把这些往往由当时最尊贵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算作“非生产劳动”，并且希望尽可能限制它们的数量，把它们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以内。

不过，本文这里所要重点论述的，是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在其它方面的意义；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它所表现的亚当·斯密的社会哲学。实际上，斯密提出他的生产劳动学说的真正用意，就是要从理论上论证他认定的富国之途，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英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而在这种富国之道或经济发展之道中，清楚地体现出了亚当·斯密的社会哲学。对于斯密生产劳动学说的这一方面意义，熊彼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他在评价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上的一大缺陷，是这个评价的不全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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