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地，上述狭隘的理性主义经济社会观一直以来受到了众多思想家猛烈的批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试图突破狭隘理性视界束缚的智慧的种子。正如里查德森所指出的，“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 [21]，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明显的冲突，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分析上的精密化时，斯密未能把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所导致的种种矛盾方凸现出来：均衡理论的静态性质导致了技术组织变迁和报酬递增理论与其框架难以相容，“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所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 [22]。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有两条基本途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世界：其一是循演进的途径去理解世界，其二是循均衡的途径去理解世界，并指出“时间因素是经济学许多最大困难的根源” [23]，将经济生物学视为经济学的麦加。但是，马歇尔本人及其追随者从未到他的麦加朝圣过，因为麦加是在其顽固的思想模式之外的。同样地，尽管历史时间而不是时钟时间，不确定性而不是确定性在凯恩斯的世界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确定性这一凯恩斯革命的精髓经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形式化处理，也被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因而，一直以来，永恒的自然法则，稳定的轨道世界，确定的运行方向，均衡的运行状态，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信条。不确定性、复杂性、动态演化等仍是它“无法分析的一片混沌”，是其狭隘的理性视阈所无法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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