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黄六鸿说到的这种种盘剥，只对无权无势的一般粮户有效，具有隐权力的士绅集团则可以避免。我们来看看嘉庆年间江苏巡抚蒋攸銛在一份奏章上所提到的情况：“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此三项内，缙绅之米仅止不能多收，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所损失的差额，则摊派在弱户良民身上，那些“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

官府对衿米、科米、讼米、“良善乡愚零星小户之米（我们姑且称为民米）”，分别给予三种虽没有写上官方文件、却必须心照不宣地执行的待遇：民米肆意浮收；衿米不能多收；科米、讼米打折征收。待遇的优劣，取决于粮户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所能动员起来的势力。这种差别歧视对待，实际上即是承认缙绅集团中的不同成员具有程度不一的隐特权。

事实上，隐权力最强的“刁生劣监”何止有打折交粮的特权，甚至还能够跟收粮的官府坐地分肥。晚清封疆大吏骆秉章在一份奏章上说：“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稍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官吏浮收滥收，屁股擦不干净，那是见不得人的；而“刁生劣监”又不比人微言轻的小民，而是有能力扒下他们裤子的隐权力者（有点现在那些盯紧黑矿主的记者），所以，授人以柄的官员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乖乖掏出“封口费”。而封口的成本，当然又转嫁到乡愚小户的头上，用蒋攸銛的话来说，“州县受制于刁衿讼棍，仍取偿于弱户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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