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契约论两大假说均失效的情况下，上个世纪学术界一套自圆其说的“治水社会论”便大行其道，风光一时。该理论的萌芽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大概是在国家开始出现那个时期兴建的，集权的萌芽很可能是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扎下。这个想法的集大成者是魏特夫，他在其著名的历史著作《东方专制主义》里仔细阐述道，任何大型的复杂的灌溉系统或水利管理，都需要有集中统一的行政系统来予以修建和维护，由于这项工程需要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产生了集权乃至大一统的倾向。

在中国，对水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造就是著名的大禹治水，在冰河时代晚期，冰川融化，造成普遍的洪水和海侵。那时候，能挡“万年不遇水患”的三峡工程还未建立，一场浩浩洪水淹没大地。从西方的诺亚方舟到东方的大禹治水，各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大洪水在人类的古老记忆中留下了痕迹。秦人的先祖伯益由于善驯鸟兽鱼虫，熟悉山川沼泽等各种地形，便与契、后稷一同跟随大禹治理水患。

负责这项工程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后代都成为创世纪的人物：大禹的儿子启开创了夏王朝；契的后代汤建立了商王朝；后稷的后代姬发开启了周王朝；伯益的后代嬴政统一了秦王朝。这难道是凑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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