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也许体察到了舆论的动向，索性自己主动作出回答。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贪污官犯后，一道洋洋千余言的谕旨向全国臣民颁布了。乾隆皇帝在上谕开头便说，当年甘肃奏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该谕旨还指出：“其时王亶望为布政使，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皇帝把话说到了这地步，王亶望贪污集团真正罪魁究是何人，已不言而喻。但谕旨接着笔锋一转，说于敏中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于敏中业已身故，而且他的万贯家私也查抄殆尽，不追治其罪可以理解。关键在于，这道经过精心推敲的谕旨，掩盖了于敏中(特别是尚在朝中，与于敏中一样屁股底下不干净的权要)为什么怂恿皇帝同意甘肃恢复捐监的奏请，为什么庇护王亶望胡作非为，究竟得到了哪些好处等等一些要害问题。应该说，乾隆皇帝此时并非不知底蕴。光阴茬再，寒暑流易，到乾隆五十一年春间，皇帝把玩古董，为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而触动情思，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由严嵩而忆及于敏中。为此乾隆皇帝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并联系甘省贪污大案，推断“于敏中拥有厚资，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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