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福建方面发往台湾大员的商船很少。在荷兰退出澎湖时，福建当局答应发商船往大员贸易，可是实际上发往台湾的商船寥寥无几，对此荷兰人对福建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福建当局辩称说，主要是因为“海盗骚扰的威胁和大员贸易的薄利导致商人不再前往大员”，并且试探荷兰人能否“配合驱逐海盗”。这里说的海盗，显然指的便是郑芝龙。

其次，中国不允许荷兰商船前往沿海贸易。也就是说，福建当局既不愿自己的商船去台湾，又不愿台湾的荷兰商船来福建，这样怎么贸易，只得通过中间人。在荷兰与福建之间穿针引线的“代理人”中，最重要的一人是许心素。

许心素是晚明福建海商代表人物之一，这个人能量颇大，与大海商、郑芝龙的义父李旦关系密切。当时李旦活动于海外，许心素则活动于泉州、厦门一带，帮助李旦购买货源。后来雷约兹舰队占领澎湖，李旦出面在福建官方与荷兰人之间斡旋，当时福建官府为了控制李旦，便把许心素当作人质扣押了。澎湖危机解决后，荷兰人撤往台湾，许心素也被释放，也是因为他曾因为荷兰人坐了一次牢，荷兰人倒对他很信任，便让他充当公司的大陆“代理人”。

这时的许心素也明白，只有官商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便巴结厦门都督俞咨皋（澎湖之役后，由副总兵升总兵）。俞咨皋便对南居益说，许心素与李旦很铁，投诚过来对我们好处很多，李旦在日本势力又很大，正好可以利用他们，让台湾岛上的倭寇与荷夷相斗，这叫“以夷制夷”。南居益自然听了很高兴，就这样，许心素摇身一变成为官府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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