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虽说在朝中具有一定的势力，但总归为士大夫所不齿。正因为如此，曹操进入仕途以后，格外地注重自己的表现，两次出任地方官，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与当时东汉朝廷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百姓中留下很好的口碑，尽显其执政能力。正逢“黄巾之乱”，曹操披坚执锐、屡建奇功，又彰显了他特有的军事才能，客观上讲，曹操的军事学修养远远胜过与其同时代的各路诸侯。“董卓之乱”中，诸侯们犹豫不前，而曹操建议各路人马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先定关东，再迎天子。可惜关东诸侯见汉室凌迟，各怀鬼胎，无人听从。曹操为此心中愤恨不已，遂做了《蒿里行》一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寥寥八十字，写尽了曹操心中“恢复国家统一、重塑太平盛世”的渴望，这与孔明先生在《出师表》所表现出的“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凌云壮志可谓异曲同工，断不是一般的军阀土匪所能比拟的。也正是讨伐董卓中的亲身经历，让曹操领教了诸侯之间的“精诚团结”，认清了士大夫们的“忠君体国”，从而意识到东汉王朝的皇权统治已然连根拔起，再无匡救之可能。故而，与孔明先生不同，曹操在力求重塑太平盛世之时已不再拘泥于东汉王朝这个腐朽不堪的政治躯壳了。难怪孔明先生也曾给与曹操有很高的评价：“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不仅仅是两位英雄间的惺惺相惜，也反映出曹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据此而言，《三国演义》确实是看低了曹操的影响力和为人了。因此，我们在欣赏“演义”中的精彩谋略与动人故事的同时，也要明白历史与小说之间终究是存在一些差别的，在心目中还英雄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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