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自开国以来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随着后赵的迅速崛起，边境一再南移，驻守淮河南北的疆臣可谓是首当其冲，其地位显得益发重要。由于王导本人是开国元老，德高望重，而且历来奉行宽和的政策，所以在诸侯面前还能勉强压住阵脚。但是当资力甚浅、仅凭裙带关系便掌握大权的庾亮上台以后从严执政，情况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豫州刺史祖约认为自己的资历不在卞壶、郗鉴而未能列入顾命大臣之列，于是认定必然是庾亮私自篡改了命帝遗诏，这种心态就能德高望重的陶侃也未能幸免。驻守江北的历阳内史苏峻虽然屡立战功，但是在论功行赏的时候总是排名最后，久而久之便心生冤枉，加之他麾下的万余士兵骁勇善战、装备精良，久而久之便心生冤枉开始藐视朝廷，而且还招纳亡命之徒来扩充实力。

庾亮对于疆臣的不满情绪自然也有所觉察，在他看来苏峻、祖约虽然地处要津但实力有限，尚不足为虑，陶侃非但手握重兵而且身浮众望，所以便把防范的重点集中在了西线，并委派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另外，为了加强建康以东的防务，庾亮将尚书仆射王舒外放为会稽内史，并在石头城修筑工事以防不测。面对太后临朝、政出舅族的现实，继任为丹阳尹的阮孚敏锐地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他认为庾亮在毫无威信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措施必然会引发内乱，毅然要求外放为广州刺史以避祸。阮孚在当时也是一代名士，以好酒而闻名，其父阮咸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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