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翰·库切1962年抵达伦敦的时候，与其他年轻人，包括英国本土的年轻人相比较，有着智力上的优势。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殖民地所受的学术训练也存在劣势，他把自己看成一个“身在大英帝国、处于弱势和社会边缘的青年知识分子”。1他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情感上，还是新手。当时他只有21岁，他的生活经验主要来自于书本。但是他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希望“抖掉脚下乡野的尘土”。2后来，在《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1994）一书中，他将这种情感投射到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

人们年轻的时候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烦。人们烦自己的祖国，因为祖国好像老旧没劲。人们要求新景象，新思想。人们以为在法国、德国或者英国能找到未来，而自己的国家太沉闷，不可能找到。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是施特劳斯家族的居住地，他们的华尔兹被认为是哈布斯堡宫廷风格与魅力的象征。20世纪20年代，随着海明威、毕加索、菲茨杰拉德和乔伊斯的到来，巴黎成为文化的桥头堡。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它又成为战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学术圣地，他们在那里探索新的哲学运动，比如存在主义，还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从超现实主义到荒诞剧不一而足。伦敦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赶上来的。虽然直到1966年，《泰晤士报》上才刊登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将伦敦称为“摇摆之城”，之前那个寒冷、正统的英国首府在1962年时已经发生了不少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城市21岁以下年轻人有500万，他们中的一些被垮掉派诗人和剧院中的愤怒青年所鼓动，正在推翻英国社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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