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时候，国共内战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时李宗仁主政谋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战期间，桂系人马常说，国民党蓝色，共产党红色，我们桂系是紫色。那时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张和平，全是蒋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为内战的第二号战犯（第一号是蒋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谋和，中共的电台仍然天天广播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要求严惩战犯，没有缓和的迹象。

本来“战犯”是国际战争才有的罪名，国内战争用不上。那时抗战胜利未久，审判日本战犯的经过深入人心，中共宣传家乘势袭用这个名词，抢占正统上风。中共推出的和平条件“八条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军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可以读到张治中的回忆录，他是国府派出和谈的首席代表，一向亲共，主和最力，连他也在回忆录里说，中共的条件“苛刻”。

可怜的北方难民，可怜的南方百姓，犹在巴望和平。霹雳一声，四月廿一日夜间，解放军在安徽荻港渡江，他们事先挖了一条运河，准备船只，国军毫无所知，而渡江前一连三个月，气象台向解放军提供天气风向风力预报，中央地质调查所提供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什么“长江无边，燕子也要飞三天”，说时迟那时快，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两天之内，三十万解放军全线强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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