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到了贝文家,听天由命地接受了这件事:自己不会再做工作了。挪威之行以来他什么也没写,既然已被迫放弃了在松恩峡湾边居住和工作的想法,他的唯一愿望是自己生命里最后的不事生产的几个月尽量短些。“眼下我连想一想工作都不行,”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这无所谓,只要我别活太久!”

起初贝文夫人有点怕维特根斯坦,尤其在对她算是种折磨的首次见面后。维特根斯坦搬去之前,贝文医生曾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她丈夫提醒过,维特根斯坦不是喜欢闲聊的人,应当小心地别说任何欠考虑的话。她求稳了,那个晚上的大部分时候都保持沉默。但当维特根斯坦提到自己的伊萨卡之行时,她很有兴致地插话:“你能去美国是多么幸运!”她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维特根斯坦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幸运,你指什么?”

不过,维特根斯坦在那儿住了几天以后,她开始习惯有他在身边,最终他俩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并非因为他是个特别好相处的客人:

他的要求很高很严格,虽然他的喜好很简单。这是不必说的:他的洗澡水要准备好,他的食物要准时,每天的日程要照一个规律的模式来。

另一件不必说的事,是维特根斯坦住在那儿时不用为任何事付钱——连他留在桌上的购物单上面、要贝文夫人出门时采购的物品也不用他付钱。这些物品包括食物和书,当然还有每个月“史特里特和史密斯”的《侦探故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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