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生命的最后两年具有某种终曲的意味。为出版而整理自己著作的任务虽未完成,但现在已然完结了——至少对他来说。此时他已接受了这件事:他的书——20年里位于他生活中心的那项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出版。编辑、照管它在他身后出版的任务交到了别人手里。在其他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来他也从未如此依赖别人。他没有收入,没有自己的家,对于从前渴望的独居和极端的独立,也没什么感觉了。他的最后两年是这样度过的:住在朋友和弟子那儿做客——伊萨卡的马尔科姆那儿,剑桥的冯·赖特那儿,牛津的伊丽莎白·安斯康姆那儿。

但是,与别人合住的动机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真正说来其实并无这么做的经济需要:他先前告诉过马尔科姆,他用剑桥的薪水存了足够的钱,可以再维持两年。与别人合住的需要,部分是感情上的,部分是身体上的(他病得愈来愈重,需要照顾),也部分是智性上的。只要活着,他希望作为哲学家而活着,虽然现在感觉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独居和写作,但他确实感觉自己能讨论哲学。于是我们发现,他的哲学思考的刺激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程度上来自于别人的思想和问题。他最后两年里写的文稿,尽管很自然地在许多方面同《哲学研究》一脉相承,但在另一方面又与《哲学研究》截然不同:更多地指向对别人问题的解决。它具有一种他早先归之于自己所有工作的性质——澄清别人的工作——也比他的其他写作更有意识地以有用为目的。仿佛是,他希望回报主人的款待,用最珍视的财产——他的哲学天赋——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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