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成就带来的难题

自一九六〇年以来，每一届新政府上台时都深信它的前任忽视了大西洋关系，因此宣称新政府要优先弥补这个缺陷，保证要执行果敢的新纲领。可是，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实现了它宣布要实现的重大改进。说来可笑，在这方面费的力气越多，问题似乎也越多。

这并非事出无因。对于大西洋关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念，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马歇尔计划。当时美国提出的一项大胆的创议激起了欧洲的热情和感激之情。大西洋和欧洲的机构大量涌现，要制定一个伟大的宏图。美国外交政策的梦想实现了：美国道义上的领导作用，引起了自发、真实的一致意见；毫无强制之意的合作；民族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过时”观念被破除了。

在战后那些令人兴高采烈的年代里，人们大致看到，欧洲人的态度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新奇；这同民族利益的牢固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采取这种新方针的实际后果是使一个疲惫破损的大陆得到保护，得到经济援助和技术力量，而并不要求它拿出相应的报偿。然而，对于一整代的美国领导人来说，这个经历却代表着理想的国际关系。他们没有进一步去想，慷慨大度虽然使称王称霸变得可以令人忍受，但是却没有变得可以令人接受。对于“新的”大西洋关系的考验，不是在它形成的那几年，而是在它所宣布的目的达到了的时候。等到欧洲恢复了它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自信心，欧洲国家有能力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换句话说，等到他们真正有了选择的余地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是参加了一个新纪元的诞生，还是参加了旧传统的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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