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就职时对中东情况很不了解。我没有到过任何阿拉伯国家，也不熟悉中东谈判的格式。我第一次听到中东外交常用的一种套话是一九六九年二月在英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那时有人用联合国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那种庄严神圣的语言，咕噜什么必须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觉得这些话完全是陈词滥调，因此指责说这话的人是在捉弄我。这是我后来再也没有重犯的一个错误。到我任职结束时，我也变得像其他所有中东问题老手一样：语言成了现实，形式和实质已融为一体。我也沉浸在这个令人发狂的、神异的、使人振奋的地区存在的那种含糊不清、激情和沮丧之中去了。如果读者看这一章时觉得这里描绘的外交像是一片令人痛苦的沼泽，存在无穷无尽的玩弄手腕和混乱，他就可以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

一九六九年以前，我对这个地区的直接了解仅限于六十年代对以色列的三次短期私人访问。我对加利利海岸边吉诺萨尔集体农场的访问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伊加尔·阿隆的家乡，他是一九五七年我在哈佛大学开办的国际讲习班的学生，后来担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成了我的同行。那里的土地都是精耕细作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过信念和痛苦、从与人作对的地理条件和冲突的环境中夺取过来的。在加利利海的那一边，我记得曾看到停在戈兰高地陡岸边的一只孤独的渔船，叙利亚人用步枪一下就可以打着它。当时我想：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是多么不理解人类的动力啊。这里的人民依靠信念的支持经受了两千年的迫害，现在在重新实现他们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始终比他们悲剧的现实更加强而有力。但是，我同时也在想：在英勇地保卫可能变成又一个被围困的犹太人区的国家时，可不能把这种信念的力量消耗尽啊。他们迟早必须同那陡坡上的男女们实现和解。中东和平不仅是现实的必需，而且也是精神的要求。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天我也会参加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战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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