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节里，我们谈了编纂类书的动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于随时迅速查检资料；准备材料为作诗、写文章之用。这在当时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编纂类书为一般检查用的，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为诗文取材的，如《白氏六帖》、《佩文韵府》；有专为科举考试用的，如《玉海》、《永嘉八面锋》；有为幼童启蒙之用，往往编成四六韵语，对偶成文，以便记诵的，如《蒙求》、《幼学故事琼林》；还有备家常日用的，如《兔园策府》、《事林广记》、《万用正宗不求人》(类似现代的“日用手册”或“日用百科全书”)。这些类书，当时的确起了作用。但时过境迁，那些用途已是“明日黄花”，成了过眼云烟。但是，类书兼有“资料汇编”性质，所以，它们对后世以至今天，还能在学习和学术研究工作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它们并非以其原来的用途而发生作用，乃是以编纂者始料所不及的用途而起作用，也就是下面要谈的特殊作用。

第一特殊作用：古类书可以用来校勘古籍、校补史籍和辑录已散失的古籍遗文。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和它编纂上的传统特征和优点分不开。古类书在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书籍中辑录资料时，绝大多数是引用原材料，而且标明出处；虽然有时有删节或个别的更动，但一般来讲，总是忠实于原文的。时代变迁，各朝书籍不免有很多失传；一部分虽还存在，夹带着不断地经过传抄、刻印和其他有意窜改所造成的脱误和混乱。于是，古类书以它特殊的功能为校勘、校补、辑佚的学者所用，在校理古籍的存真、存佚上大大发挥了作用。因此，清朝的考订学者视古类书为宝山，很为重视。如清代学者周星诒说过：《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这四种类书里收录的材料，有许多出自今日已见不到的古书，所以，这四种类书是学者必读的书。当他在垂暮之年将藏书转给别人时，唯独把这四种善本古类书留了下来，仍然孜孜不倦地摩挲披览。他宝贵古类书，于此可见一斑。就是今人亦然。鲁迅先生就用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刻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书著其异同，校勘了《稽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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