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这个名称在宋代以前没有出现过。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将这类书列入史部，唐代李延寿、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时，将类书归入子部杂家类。到后晋刘昫等修撰《唐书·经籍志》时，才在丙部辟出“类事”一类，著录这类图书。宋代欧阳修等修《新唐书·艺文志》时沿袭下来，又改“类事”为类书。自此以后，才有了类书这个名称。

但是，丛书籍体制上说，类书创体之早，可能在秦、汉之间。其早期胚胎，有人认为发端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的《淮南子》；也有人认为是西汉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还有人认为《尔雅》按类收词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更有把类书的开端上推到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及门客们共同编写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认为它是类书的先驱。然而这些书都只可看成是类书的远源，却不能把它们当作类书。类书的出现，应该说是到曹魏初年《皇览》问世后，才有此一体；因为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前面所说的，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综合体的性质，而且编辑形式上是区分门类的；所以，一般公认《皇览》是古类书的始祖。

类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不能不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抄撮之学。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的流传，文人士子的学习，全凭手抄。早在姬周末年，研究《春秋》的学者，就曾做文章资料的抄撮工作。《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里就记有：铎椒为楚威王摘抄《春秋》里有关世事的成败，成40章，名《铎氏微》。其用意与后世的类书略似。自汉代以来，文学创作中有一种特定的文体——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讲究文采。著名赋家以其丰富的知识，优美的笔触，极尽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如：江山宏伟、山川绮丽、城市繁荣、物产丰饶、宫殿巍峨、服饰的华丽奢侈、人物神采风流、草木鸟兽的奇异、狩猎的惊险等等，无不刻意描写，真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使其作品简直就像名物制度的专著，不但取材广博，且按事类排比。如：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都具穷思博访之功，三年乃成或十年乃成；一成之后，即闻名遐迩，远近传诵，以致洛阳纸贵。不仅因其辞藻华丽炫奇而震惊，实则因其内容丰富而当着类书来读的原故；或可视为类书的早期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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