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9下午，丁玲偕陈明、甘露去北京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扬，大约坐了半个小时。他们约了甘露，是因为甘露跟双方都很熟，谈话方便。

这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面见周扬。此时，他们都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整人的周扬，也有了被整的体验，在这方面他们有了相似的经历；而丁玲的复查结论已经明确地说，1955年的反党集团“不能成立”，1957年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那两个问题都是周扬主持定性的。陈明后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在此时去看周扬，因为周扬要出访日本，“我们一是想见见他，二是想让他在日本访问时便于回答记者。”

甘露这样写道：“三点钟，我们准时到达医院，直上二楼周扬同志的病室，病房的门是开着的。我们三人走近房门，周扬和苏灵扬看到了我们，就走过来招呼我们进房落座。病室椅子少，苏灵扬便坐在床上。丁玲对周扬说，前几天听说他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东渡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问了一下他的病情，表示慰问等等。周扬同志精神很好，说他这次住院没什么大病，是来检查身体的；访问日本，已定好了时间，不能不去等等。接着他谈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听到这些，我们大家都很沉痛，脸上流露着惋惜和悲愤的神情。接着周扬同志说，夏衍同志的腿也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坏的；还告诉丁玲，夏衍也住医院，就在楼下；还说夏衍住院也闲不住，电影界几乎天天有人来找他，听台词录音，讨论剧本等等。他建议丁玲顺路去看看夏衍。谈话大约有半个小时，丁玲等便起身告辞，周扬一直送出走廊。”“我们来到楼下夏衍的病房，他正坐在椅子上，左右有几个同志围着他，大概正在谈论一个剧本。丁玲走进病房叫了一声‘夏衍同志’。 夏衍回过头来看到丁玲，赶忙站起来，拐了几步迎着丁玲，互相握手问候。丁玲看见他正有工作，还有两三个同志围在身边，不便打扰，就要告辞，主人也不再挽留，我们三人便乘车回到友谊宾馆。”（《一次难忘的探视——忆丁玲探望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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