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始末》出版之后，笔者收到一封来自遥远的新疆伊犁的来信，写信者名叫杨万才。他是从他的老师——上海复旦大学邵嘉陵教授的来信中，得知我写了《反右派始末》。他理所当然关注这本书，因为正是一九五七年那场政治灾难，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悲伤……

他在信中说：

“人生苦短，我已年逾六旬。古人云：朝道暮死，足矣！希望能读完《反右派始末》后，知道那是为什么。那么寿终正寝时，也可以安然合上这双看得太多太多的双眼了。”

他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廿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以及许杰教授的《我与杨万才》一文。我细细读毕，不胜感叹！

杨万才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可以用“莫名其妙”四字来形容，也可以用“祸从天降”来概括。

一九五七年，杨万才与徐成淼一样，也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徐成淼由于一首小诗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他则仅仅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从不相识的许杰教授，被划入“右册”！

尽管杨万才的这封信与政治无关；许杰教授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也与政治无关。可是，后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许杰教授成了“大右派”，居然株连这位从未谋面的年轻学生。于是，杨万才也被打成“小右派”！

杨万才这么回忆道：

二十九年前，即一九五六年，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九月的一天，听完蒋孔阳老师的《文艺学引论》课，回到第十宿舍二零五号寝室，同室伙伴正在争阅一大堆函件——新闻系学生交际广、投稿多，信件也特别多。杨开民举起一封信对我说：“委员（当时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有你的信，华东师大来的。”我拆开一看，信末署名是“许杰”。同学们一下都围拢来，好奇地看着这位名作家、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的亲笔信，问我怎么会认识许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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