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同盟”遭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时候，另一“大右派”章乃器也是“大批判”的重要目标。

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起，章乃器开始受到批判，那批判的势头日渐见盛，调门也越来越高。

最初，对于章乃器的批判，还只是局限于他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论，从“同志式的帮助”到上纲上线，亦即“反党反社会主义”，诸如否认资产阶级剥削，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李烛尘对于章乃器的批判，便颇具代表性。他指出，章乃器“一贯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来达到鼓动工商界反对社会主改造的目的”。

李烛尘是从四个方面批判章乃器：

一、不要工商界接受改造；

二、教工商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三、教工商界否认剥削；

四、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要我们放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李烛尘也是民主人士，曾任永利制碱厂厂长，解放后任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当然，他也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参予批判章乃器。

后来，又扩大到他在大鸣大放前的言论，诸如“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之类。他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

最后，“挖根子，算老账”。上海《文汇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发表杨达的《空头实业家章乃器发迹丑史》，那副标题就够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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