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便曾以《不平常的春天》为题，发表社论。一开头，就这么写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正当费孝通写出《早春》一文，在那里“收收放放”的时候，在北京百万庄，夜深人静之际，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也正挥笔疾书。

此人脸型，如同一个正方形下面装了一个正三角形，一副近视眼镜在那正方形之中增加了两个圆圈。他的大名印在每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上——傅雷。虽说当年留学法国学的美术史，但精熟的法语和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却使他在回国后走上法国文学翻译之路。他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福乐德、梅里美的一系列名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流畅的文笔，使他在中国翻译界颇享盛誉。

傅雷精心于翻译，人所共知；他又精心于另一番“宏业”，在当时却鲜为人知——他倾注了他全部的父爱，兢兢业业培养他的儿子成材。他的长子叫傅聪。在傅雷精心培养之下，成了出类拔萃的钢琴家，在一九五五年举行首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同时还获得“玛祖卡”（“玛祖卡”是波兰民间舞曲）最佳奖。这是中国音乐家头一回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傅聪也因此获得了留学波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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