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粥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任粥时的政治秘书。同时给毛泽东同志担任俄文翻译。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

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们找到在莫斯科治病刚愈的王稼祥，王本不同意，但被纠缠不过，只答应代替三个月，要王明回国后，请中央速派代表前来。

王明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提醒他：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为人所公认的领袖，尊重毛泽东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最高利益：嘱王明回国后一定要谦虚谨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对王明、王稼祥的一次接见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王稼祥在离莫斯科回国之前，同任弼时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又向他们重述了以上意见，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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