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懋功之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他看到了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损耗，看到了一方面军人、枪不如四方面军的事实，看到了自己因兵肥马壮而拥有的身份。

回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信心倍增，他觉得他有资格向中央提出组织问题。

7月1日，张国焘致电朱、周、毛、王、洛甫，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顿时，北上、南下战略方针之争转变成了一场权力之争。

陈昌浩和张国焘密切配合，你帮我喊，我帮你要，互唱双簧。

7月6日，张国焘向正在四方面军中慰问的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第一次透露了他“组织问题”的要求，“徐（向前）为副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朱德，赤裸裸地提出了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的要挟，扬言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张国焘伸手要权，要求改组军委的野心，激起了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的义愤。相比之下，毛泽东却要宽宏大量得多：“我们在北上的原则上是决不能让步的，但是张国焘手下有四个军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举行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周恩来顾全大局，主动提出愿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怕周恩来受委屈，争着要由自己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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