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西方人的眼里早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很多事理，不管我们在行为上兑现得如何，理论上已经把话喊了出去，比如“无法无天”、“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一定会闹得上下左右不得安宁，但是一个社会即使有了“法”，如果没有监督的力量，有人干了坏事没人到处去给嚷嚷，叫得满世界都知道，这样任何一种“法”也许都没用，都约束不了不良的企图和手脚。

我在香港，一次次感到香港这个社会“法”的厉害、“法”的无情，但是媒体，它的存在、它的力量比“法”更厉害、更无情，至少是法律惩处的助手、眼线和侦察兵。

1974年，香港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廉政公署，这个机构的诞生首先是媒体传达了民众的激愤，以后香港渐渐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廉政公署”立了头功，“媒体”的作用依然被视为釜底之薪。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历了急剧的转变，人口剧增，经济发展，但是“乱世魔王逞四方”，收贿受贿、贪污腐败在各种公共服务机构中如污水横流、肆无忌惮。那时候香港社会怎么会那么糟糕？今天香港又怎么会如此“干净”？为了能够找到过去与今天的一些联系，我到香港后曾经登门拜访过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所有老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香港社会，大人小孩儿都知道什么是“茶钱”，什么是“开喉费”，什么是“派鬼”和“黑钱”。一位老移民曾经这样告诉我：当年如果谁的家里有人突然得了急症，不是得叫救护车吗？家里人都很急，可是你急，救护人员却不急，他们得先向病人家属讨到好处，这就是“茶钱”；再比如，谁的家里突然着了火，得赶紧打电话叫水车，消防队半天到了出事地点，打开水喉（水龙头）救火之前，也得先要好处，这就是“开喉费”。当时香港社会贪渎之风最严重的部门要数警队，受贿的“差人”个个包庇黄、赌、毒，市民饱受祸害无处申冤，而且一个个其实也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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